大连姑娘拒绝日本男人包养的遭遇

上午10点钟。一位不相识的中国女性把电话直接打到记者的手机上，她焦灼急切地说：“我有许多苦恼，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非常希望和你谈一谈，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想见一见你，而且立刻就想见，我现在在涩谷车站。”

尽管记者心里暗暗地说着“太任性了”，还埋怨至今不知道是何许人的人擅自把记者的手机号码告诉她，但还是答应在《日本新华侨报》社附近和她见面。因为记者心里清楚一份华文报纸要办得让华人有所依赖是并不容易的！

在车站见面后，第一个印象是：此人算是朴实的。她那消瘦得近乎凹陷下去的双颊，透露出精神折磨的苦痛。作为心灵窗户的眼睛，散射出来的是疲惫、不安、焦虑的光芒。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听她滔滔不绝地有时近似歇斯底里地讲述……

●倘若，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有私心

她自报家门，是日本一所著名的国立理工科大学的研究生。也许是记者难脱人间俗巢，听到这个大学的名字就肃然起敬。尽管她目前还是研究生，但优秀的研究生不就是明天的硕士生、博士生吗？这样的人才，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需要的。

她说：“我在国内读过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不能够告诉你过去的大学和工作单位。”凭着采访的经验，记者知道她只希望记者帮忙，却不希望记者写什么报道文章。这样谋求“实惠”的求援者并不少。但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实例，读者凭什么来找报社呢。坦率地讲，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她来日本时间不长，两年半。在日本语学校读了一年半的语言，就进入大学做研究生了。从这一点上来看，虽不能说她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也可以说她是留学生中的幸运者。

刚到日本的时候，她经济拮据，和同班一个女同学住在一起，除了学习以外，就是打工，在中华料理店洗碗。等到经济稍微有了一些宽裕后，她就着手搬“家”。至此，她的留学经历，既平凡又雷同。

在不动产找房，也还算顺利，租下一间4.5帖的木造房间，每月房租2.8万日元。然而，就在找房的时候，她碰到了一个也是搞不动产的日本男人。此人看起来很安分，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她们讲话，偶尔插上一、两句话，说“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不容易，又要读书，又要打工，还要忍受日本的高物价”。出门在外，不，出国在外，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同情、支持乃至怜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此的期待，对此的渴望，可以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每一个游子的心中。当然，正在日本“稳定”下来的许多中国人，已经不愿意承认曾有此情了。

至少，她不例外。两个人热情地聊了起来，谈得也投机。分手前，日本男人留下一张名片，说：“你搬家的时候，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开车帮你搬。”

对于突然送上门来的“热心帮助”，她接受了。当然，她也考虑到对方是一个异性，但她认为自己心里没有任何“杂念”，也就没有去深思熟虑。

搬家的那一天，那个日本男人真的开车来了。其实，刚来日本一年半的中国人，能有多少家当可以搬呢？她不过有3个行李箱，这个男人一次就“帮助”她运送完毕。据她自己讲，搬家以后的半年期间，这个日本男人和她没有任何联系。她自己究竟是想继续得到这个日本男人的帮助呢？还是觉得人家帮助自己后，不再联系，自己就算赚到一个便宜，也就作罢了呢？这些，属于个人内心的深层心理活动，她没有讲，记者也就不便问了。

●倘若，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有私欲

半年以后，那个日本男人突然来敲门了。其貌虽然不扬，笑容却是可鞠。他邀请她到咖啡馆坐一坐，不但叙旧事，还说新话，说自己喜欢中国国土的辽阔，喜欢中国历史的悠久，喜欢中国文化的深邃，最后提出要学习中文，老师当然是请她来担任。

出国，任何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出国教中文，以此来生活，或许可以说是每一个离开国土的中国人都抱有的期许和愿望。她也是这样，立刻同意了日本男人的要求。

可是，她很快发现，这个日本男人并不在学习中文上下工夫，而常常说中文的发音非常难，练习几遍也记不住，反过来热衷请她吃饭，和她聊天，以致对方的中文没有进步，她的日文倒长进了不少。

接下来，这个日本男人提出要给她买点东西。她拒绝，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接受对方的礼物。但是，对方讲出来的话热情动听，“你不要担心，你们中国人在日本留学不容易，生活上我们应该帮助你。”结果，有一次，还真的给她买了一个不到4万日元的微波炉。她似乎有什么预感，微波炉运到家中，竟然没有拆开包装。当然，交往还是在继续进行。据她自己讲，对方经常请她吃饭，饭后是对方付款。而她，只请对方喝过一次咖啡。那年暑假的时候，这个日本男人说要到中国的大连和北京去旅游，同时问她到日本后是否回过中国？她犹豫了一下，因为这期间她曾经回过一次国。但是，用日本人的钱回国，借着办事的机会探亲，是多少中国留学生都企望的事情。她觉得这种可能到来的机会太有魅力太有吸引力了，于是摇头说“还没有回去过”。

事情向前发展，这个日本男人提出请她做导游。她又担心了，说只能陪对方到大连。对方也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答应连旅费给她8万日元，答应带自己的儿子一起去，答应乘飞机时各自走各自的。回到家里，这个男人则对妻子说：自己要到中国旅游，并且在当地雇了一个导游。

他们一起去的大连。当然，在机场，在飞机上，他们都装作素不相识。第二天，她带着自己的弟弟以中国导游的身份到饭店与这对父子见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和弟弟给他们认认真真做了三天导游，把大连好玩的地方都带他们玩了，把好吃的地方也都带他们吃了，我花了他的钱，想用人情还他，对他也就特别热情。至于为什么让我弟弟也做导游，说实话，我是想让他帮助我弟弟办理留学手续，而且他在大连的时候也同意了。”

返回东京以后，这个日本男人发生了变化，几乎天天晚上都来找她。事后，据她自己的分析：“可能是我在大连对他过分和蔼过分热情，他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记者则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你在玩火！”因为这个日本男人已经开诚布公地对她讲：“你花了我的钱，没有让我快乐。”

●倘若，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有私念

这个日本男人开出了一个条件：每月要给她10万到15万日元，然后让她把所有的工作都辞退。具体的要求是——随叫随到。

虽然，她不能也无法答应这个要求。可是，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日本男人竟然说：“既然你不答应我，我就要到你的大学去告你，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告你，就一定会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

开始，她不相信，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况且自己不过是花了他一点钱，并没有和他有肉体关系。然而，正如世间俗话所说的那样：“瓜子里嗑出臭虫来——什么仁（人）儿都有”，一天，这个日本男人真的跑到她的大学留学生中心、跑到她的研究室，说她每天晚上在外面做陪酒小姐，说她有失这个国立大学的面子，说她不配做留学生。

她慌了阵脚。当学校留学生中心的职员向她了解情况时，她坚决否认做过陪酒小姐，一度获得了学校的同情，学校还让她暂时搬到留学生会馆里而住；当她的指导教授向她了解情况时，她又变得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教授耐心地说：“你要说出实话，我们好帮助你。”她说了，说自己晚上是在一家酒店打工，说这家酒店是一家没有登记的不属于风俗行业内的酒店，说自己每个小时只拿1200日元的工资，说自己只站在柜台里面给客人倒酒，还兼着洗杯子的工作……教授的回答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事情就麻烦了。”

这个日本男人依然不饶不休，几乎是每天的早上和晚上都要到她原来的住所来“围追堵截”，几乎是每天都要到大学来找留学生中心的职员和她的指导教授。

她软弱下来，多次与这个日本男人商谈，央求这个日本男人：“你饶了我吧，我把花你的钱都还给你。”日本男人的回答是：“我们之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我看着你讨厌，我要让你回国；你回国后，我还要到中国去，告诉你父母，你在日本做了丢人的事情。”

这个日本男人的做法生效了。教授对她说：“我们受不了他天天来闹，你还是回国吧，你现在已经不具备读书的条件和环境了。”留学生中心的职员也对她说：“你给学校添了不少麻烦，还是尽早从会馆中搬出去为好。”

她茫然无措，希望记者帮她出个主意。其实，这种棘手的事情，记者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社会上确实有些人和事，是法律、行政、舆论都管不了的。这种人，在我们中国大多属于“滚刀肉”一类。

当然，看着她泪眼涟涟的样子，记者还是给她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到警察署去找警察谈一谈，看看能否得到警方的帮助；把那8万元寄给这个日本男人的妻子，并写信向他的妻子说明此事，寻求来自他家庭内部的“帮助”；把那个微波炉寄还给他的公司，借此也给他“披露”一下；要么自己悄悄地搬家，明年换一个学校再上研究生，今后打“地道战”。

此后连续几天，她天天来电话。她说：自己又去央求过那个日本男人，但那个日本男人强硬地回答：“不把你赶回中国誓不罢休。”她说：自己去找过东京都警视厅外国人相谈所，警察把那个男人叫来谈了一次话，最后也表示无能为力。我问她：钱还了吗？微波炉还了吗？准备搬家吗？

她回答：钱和微波炉都没有还。搬家需要钱，我想用这笔钱先回国躲避一段时间。她还说：学校已经对她劝退了。

记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更想直言秉书：情感上的玩火者，大多要引火烧身的。如今，她辞退了往日的工作，每天夜不能寐，以泪洗面，把眼泪荒弃于没有情感的空间。假如，眼泪的浮力可以抒解生活的压力的话，假如，这种眼泪能够使灵魂又一次在命运的十字架上接受拷问的话，记者想说，生活中不能没有眼泪。

历史上这种错误时常发生，唯愿这种错误在中国留学生身上不是永恒。（写于2010年5月28日）■

我看过了.

弘前这地方还是很少出事的
不过据我所知，好像有留学生在超市偷东西了，具体是谁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自律。
“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实在有困难也可以说说，大家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给予帮助的。

这里还是人少啊.
不过自律最主要,出事的都是不自律的人,而且对其他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真无奈啊.